2015年春節(jié)，特特的“家”，和平時沒有太大不同，只是白色鐵門外來來往往的人少了些。除夕，他換上護士買給他的小唐裝，吃著醫(yī)院食堂統一做的餃子，“過了新年長一歲”。  

　　特特的家里沒有爸爸和媽媽，也沒有多余的房間。他住在北京市東城區(qū)和平里醫(yī)院住院部二樓走廊東側的盡頭。白色的鐵門，將走廊隔出十幾平方米大小的區(qū)域。特特踮著腳趴在窗邊，對著窗外的陽光和院子里的松樹，舉起右手，比畫出一個“V”的手勢。 

　　這個他居住了3年多的“家”，是北京市區(qū)內唯一定點收治遺棄嬰孩的病房，承擔著東城、西城、朝陽、海淀區(qū)及鐵路分局的棄嬰收治任務。從1997年開始，平均每年會有200多個棄嬰，在公園、公共廁所、火車站甚至是荒郊野外被撿到后送到這里，經過緊急救治，最終送往清河兒童福利機構。 

　　孩子們被送來這里，一般短則幾天，最長不會超過一個月，情況穩(wěn)定之后都會離開。但特特并非如此。2011年9月5日，1歲多一點的他剛被送至，隨后被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抗體呈陽性。 

　　經過8個月的治療后，沒有福利機構能夠接收特特。從此，醫(yī)院的這個角落，成了這名艾滋棄嬰的家，床位編號“特3028”，成了他的名字。 

　　特特住在這個單獨的小房間里，一住就是三年多。斷奶前，他使用過的奶瓶和紙尿褲會被丟進專用垃圾桶。他的玩具和衣服，都是醫(yī)院的人零零星星買給他的，散發(fā)著淡淡的消毒水味道。他蹲在墻邊的地毯上，把玩具小汽車從大到小排成了一排。 

　　墻上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卡通畫，但特特現在還不夠高，即使踮起腳尖，也無法夠到最下面的貼畫。 

　　“媽媽。”這是他被送來時，唯一能清楚說出來的話。現在，他把醫(yī)院專門請來照顧他日常生活的護工都稱為媽媽。 

　　護士長張華至今還記得，特特剛來時是個怕生的孩子，只喜歡一個人待在角落里，躲避別人的目光。他甚至不敢大聲哭，只會小聲地啜泣。每個護士都盡可能地多和他說話，特特一天天變得活潑起來，他開始記得每個照顧過他的護士的名字，回答別人的問題。抱著玩具時，他咧著嘴笑了，露出一排整齊的小白牙。 

　　“什么時候我能像動畫片里一樣，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上學呢？”特特捧著平板電腦看動畫片，他還不知道，自己跟其他小朋友到底有什么區(qū)別。 

　　他沒有意識到，別的小朋友并不是住在醫(yī)院走廊的隔間里，也并不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更換“媽媽”。他脆弱的免疫系統，使他只能在天氣好的時候，由護士或護工陪著，到醫(yī)院的院子里走一走，無法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樣可以隨意在外面玩耍。他并不知道，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，這個令許多人懼怕的疾病也許會伴隨他一生。 

　　事實上，他和其他同齡的孩子一樣，喜歡看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，收到《熊出沒》里的“熊大”玩具后，會用手緊緊攥著。他同樣喜歡紅色和黃色，因為這些鮮艷的色彩，可以刺激兒童的視覺。 

　　長期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藥物，導致這個4歲半的孩子，愛吃咸、辣這些“重口味”食物。護士們要去會餐，他追著喊：“給我留點兒烤魚。” 

　　“不了解的人以為他挑食，在我們心里知道他真的很苦。”照顧他的護士感慨。 

　　特特一天天長大，再過兩年，他就該去上學了。護工給他帶來識字書、寫字本和小書包。他央求護士幫他判作業(yè)，還得“畫上小紅花”，就像幼兒園里的小朋友那樣。 

　　醫(yī)生和護士們發(fā)愁，院長饒余波也在發(fā)愁：“沒法得到妥善安置，許多后續(xù)問題都需要解決。”醫(yī)院走廊這小小一隅，不可能永遠做特特的家。由于公共補償不足，幾乎每年，醫(yī)院都要為特特的日常和醫(yī)療開銷，額外支出大筆費用。 

　　“他體內艾滋病病毒載量已轉陰性，”饒院長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，“只要一直不間斷服藥，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，病毒對他的壽命幾乎沒有影響，他將來甚至可以用試管嬰兒技術阻斷病毒，擁有自己的健康后代。其實，是現在的人們把艾滋病想象得太可怕了。” 

　　而在艾滋棄嬰的收治上，相關法律法規(guī)目前還是一片空白，正是這一點，把特特困在了現在這個“家”里。